成都山

     尽管不久前才到过马尔康，但匆匆而过，也未感觉与往日有何不同。只是汶川至马尔康路段因进行灾后道路改造，沿途村镇房屋也在加紧重建，阻车较为严重，使旅途变得更为疲劳。近日应邀赴马尔康参加阿坝州藏羌文化研究会成立大会，因阿坝州已连续下雨多日，地震后道路路基及山体不断塌方，往返途中多次历险、遇阻，对这条道路的艰险才又有了深刻的体会。

     虽然途中艰难、惊险连连，不过到了马尔康后，因适逢雨过初晴，次日清晨推窗望见满山苍翠、云雾缭绕，以及远处山梁上唐代吐蕃东扩时当地白兰羌人留下的婆宁甲萨古城残垣及城垣下方依山而建的嘉绒村寨雄姿，一身的疲惫顿感消失。

     早饭过后，在阿坝州文化局领导陪同下，驱车到城外几公里海拔3000余米的昌列寺参观，满山的云雾以各种姿态翻涌飞腾于重峦叠嶂的群峰之间，让人犹如置身仙境。

      下山途中，遥望云雾下沿着梭磨河谷蜿蜒分布的马尔康城，有如一条腾游于云中的巨龙，甚为壮观。

      我曾在马尔康工作生活多年，那时竟然从未注意过马尔康如此的美景，因而不免为之动容。这个在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尚只有十余户人家的商贸度假地，主要在最近十余年间发展成为一座美丽的高原小城。作为阿坝州的首府，二年后到成都就将只有四、五个小时公路车程，随着数年后成都－马尔康－青海铁路的贯通，马尔康梭磨河谷远胜米亚罗的红叶景观、卓克基土司官寨及嘉绒藏寨风情、良好的度假气候条件及当红原大草原至四姑娘山和古今闻名的大小金川美人谷流域必经地的旅游区位条件等等，必将成为吸引众多旅游者的观光休闲度假旅游胜地。雨后初晴的云中马尔康，或将成为她具有代表性的一道亮丽风景。为此，我在这里祝福她——我曾奉献了十年青春的地方，像云龙般腾空，成为旅游者的天堂小城。

      当我正收看电视直播汶川大地震纪念仪式的时候，得到了博客大巴提供的今晚《羌风》诗话情景剧观演票，于是安排好手中的事情在匆匆用过晚饭后，赴金沙剧场观看演出。580元的票价虽然不菲，但观演者却几乎坐满了整个剧场。观众热情很高，总体上看该剧在展现羌族音乐歌舞文化及编舞方面值得肯定，尤其是演员皆为羌族群众演员、排演时间据说仅有2个月，着实令人赞叹。一位知情人士告诉我，该剧为按照出品人樊剑修灾后到羌区受到感动萌生的想法编排，剧情力图通过羌族的历史发展脉络串联、展现羌族的风情文化。看了演出，觉得导演、编剧、出品人等无疑是一群充满激情的文化人，其精神诚然可贵也值得称颂。

      全局第一幕叙述羌族青年在原来的美好家园（按后来的剧情反映应为在诃湟地区生活时）恋爱、结婚、生子，生活幸福。第二幕叙述羌人受到战争的创伤，战士们尸横遍野，妻子自尽以魂魄换回丈夫重生，鲜血染红了大地，形成了羌绣的美丽图案。在继战争创伤之后，第三幕一开始就是羌族青年嬉戏娱乐及柔美欢快的羌族莎朗歌舞集合，长大成人的羌族青年接受巫师释比传授经典而成为释比传人。第四幕描写土地大旱，羌人被迫从河湟地区向外大迁徙，然后展现羌族著名的羊皮鼓舞，最后以羌族找到了岷山新家园、向观众行感恩礼为结束。

      看完全局，感到导演及编舞对羌族的历史和文化不太熟习，因而在剧情发展安排上拼凑现象突出，甚至情节发展不能衔接，有些令人遗憾。如岷山羌族并非皆由北方南迁而来，南迁也不是由于天旱而是因为战争。巫师释比及羌绣是在岷山新家园发展起来的，而非在河湟居住时传承下来的文化遗产。传说其祖先由河湟南下的羌人，传说其祖先是从草原游牧南下。河湟羌人并不居住碉房，南迁的羌人是到达岷江上游后才学习当地戈基人修建并居住碉房（戈基人为古蜀人后裔，今日羌族先民来源之一）。编导们由今日所见岷山羌族的文化状况想象汉代以前河湟羌人的文化情况，自然也就发生张冠李戴，以今日羌族文化为依据所做的舞台布景也就与河湟羌人的生活环境大相庭径。凡此等等，此处不多例举。全局实际上应当将历史背景的重点放到部份羌人由河湟南迁并与岷江上游的戈基人融合，创造美好生活、传承文化为重心来展开，才能较好地挖掘、利用羌族的非物质文化资源。特别是该剧以感恩作为巡演出发点，而羌族的神灵信仰不仅是羌族文化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也是羌族感恩文化的主要内涵，羌族的日常生活及羌年、瓦尔俄足等许多节日及其歌舞（包括羊皮鼓舞）皆与祭神祈福、感恩相连系，因而应在剧中增加羌族敬神感恩的主题并将有关歌舞组织在该主题下，从而与全局的感恩巡演相呼应。

      当然，或许是我非常熟习羌文化的缘故，有些找刺。因为对于不了解羌文化的绝大多数观众而言，看着热闹便已不错，掌声是少不了的。不过，我想那更多地是对演员的掌声、对羌族音乐歌舞的赞赏。倘若在剧情编排上能更加合理地安排，向观众传递正确的文化信息，将有助于观众更好地了解羌文化及剧情，使该剧更加成功！

    去年今日,“三川大地震”震惊世界（震中汶川、重创北川、频震青川）。我在经历了劫后余生的惊恐之后,很快从电视上目睹了近在咫尺的种种惨状。在庆幸自己震前连续二天皆分别在遭受重灾的都江堰聚源镇和青城外山而侥幸逃脱了这一灾难的同时,又禁不住为自己多年来一直熟悉的灾区的同胞们感到悲伤和担忧。入夜坐在沙发上看着电视报道,悲泪泉涌,伤痛的心仿佛在流血。当乘着夜色冒雨前往光华血站献血未果,而单位的领导让等待上级通知,在时间白白消失了一天半之后,在热血涌动之下,终于决定投身救灾者的行列。13日下午，非常幸运地组织到了来自全国各地的百余位自愿者，并于14日一早参与到成都金牛区及都江堰救灾工作中。热心的群众尤其是那些经济并不宽裕的小市民、小商人、普通职员及来自各地的自愿者们所呈现出来的无私大爱，令人常在感动之中。16日，在帮助团省委拟写好自愿者招募公告后，又顺利组织到10人山地救援队奔赴青川，在济南军区虎师的协助下，冒着余震率先将药品等救灾物品徒步背送到被困六天的曲河、房石等偏远乡镇,促成青川县在19日上午开始组织灾民自己搬运救灾物资，使城里堆积如山的救灾物资大规模发放到了各乡镇灾民手中。此后，拟写救灾及灾后重建建议、冒着余震驱车深入极重灾区各地调研、为灾后重建提供智力帮助等等，至今想来依然历历在目。

    回想在青川灾区救灾的日子，那些曾与我一起经历生死的兄弟姐妹们如今又一个个浮现在眼前，我很怀念那些天与我一起抛却个人生死、财富、家人而奔赴前线的各位以及在面对艰难和危险时的从容与感人言行。那一段经历，令我永生难忘。此时此刻，坐在电视前收看地震一周年有关报道，我为当时能以自愿者身份投身到那一伟大的救灾工作之中，感到自豪和无悔，也为在灾难中逝去的人们祈祷、为历经灾难幸存的人们及与我共同战斗的兄弟姐妹们祝福！

    国家近期公布成立羌族文化生态保护试验区，一批羌族非物质文化遗产被纳入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不少专家主张打造“羌年”，促进羌族文化的保护传承，目前有关部门正拟将该项目申报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我认为，羌年并非羌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理想资源整合与传承平台，最能发挥整合、传承平台作用的应当是羌族的“莎朗节”（即国家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羌族瓦尔俄足节”）。一个显著的原因是：

    羌年的时间在农历十月初一，此时在当地已是冰天雪地的隆冬时节，传统上人们除了还愿祭神、吃年饭外，很少开展其他活动。欲将羌年构建为羌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主要整合、传承平台，促进羌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保护，开展大规模的文化活动并与旅游业相结合十分必要。虽然羌族地区及其周边区域旅游资源极为丰富，当中国最佳旅游城市成都、世界文化遗产地都江堰－青城山至世界自然遗产地九寨沟和黄龙的必经地和世界自然遗产大熊猫栖息地分布区，但因此时气候寒冷、当地及周边旅游景区已进入冬季停业期间，几乎没有游人，羌年活动难以与旅游业有机结合。而且此时正是家家户户忙着自家过年的繁忙时期，要组织开展大规模的群众文化活动在时间上不理想，且在寒冷的冬天开展大规模文化活动也会受到极大的气候限制。文化活动如果不能产生良好的社会影响和经济效益，群众的参与积极性也会大受影响。由政府投资单纯为文化传承而组织活动的方式显然也不可取，因为群众不是自发参与，难以有效发挥促进羌族文化传承的作用。

    而“莎朗节”较之羌年在整合羌族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促进羌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方面，显然具有明显优势：

    1、“莎朗”在羌族地区的传说中本身为主管妇女事务、婚姻、歌舞的女神。在茂县三龙乡河西村，“莎朗节”既是祭祀莎朗女神的女神节（俗称“歌仙节”）和妇女们尽情欢歌跳舞、传授歌舞的音乐歌舞节，又是羌族妇女交流和传授爱情、生育、家务经验及停止劳动进行嬉戏娱乐的妇女节。因交流、传授爱情及生育经验、互相调笑嬉戏是该节日期间的重要内容，新成年的姑娘们也是在此时接受爱情教育、通过展现自己的歌舞才能和美丽来赢得人们的赞誉、订婚对象或其他青年的爱慕，间隙期间情侣们往往一起漫步恋爱互诉衷情，故也可以看作是羌族的爱情节。在节日期间，全村女性无论老少皆穿著自家手工缝绣的鲜艳民族服装参加，使该节日又成为妇女服装服饰展示节。节日开始时，要由舅舅带领举行酬神献祭仪式，节日期间羌族男子要为妇女们准备食物、操持家务、旁观助兴、以歌舞附和。因此，莎朗节所关联的羌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不仅内容丰富，而且具有极高的旅游观赏和参与性。

    2、羌族地区普遍有跳莎朗的传统，若以茂县三龙河西村“莎朗节”的时间作为整个羌族的莎朗节时间加以推广，正好为农历五月初三至初五，为我国农历“端午节”旅游小长假期间，当地及周边旅游景区已进入第一个旅游旺季，游人众多，节日活动可与旅游有机结合，尤其是可通过此节庆活动为后续的常年文化旅游演艺活动奠定文化基础、提供文化支撑，产生良好的文化传播和经济效益。

    3、此时的羌族地区正是春暖花开时节，春播农忙已过，本身有举办节庆的传统，开展歌舞活动群众自发参与积极性高，在此时组织大型歌舞文化活动，易于组织。

    因此，打造“莎朗节”并使之成为羌族非物质文化整合、传承平台，不仅内涵丰富，且群众基础好、有季节优势，还可与旅游活动有机结合，有利于羌族文化的传播与弘扬，可操作性强，将之作为构建羌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资源整合、传承、展示平台，显然优于羌年。

从文化独特性来看，民族年节在世界上众多民族中皆有，且各有特色，而类似“莎朗节”的专门为妇女举行的歌舞节暨妇女节在其他民族中则极为罕见。

    因此，可在羌族文化核心区茂县举办“莎朗文化艺术节”。节会期间除开展羌族民族民间音乐歌舞比赛外，可同时开展祭神活动、羌族特色服装服饰展示评比、评选能歌善舞的美丽“羌花”、羌族婚俗展示、羌族美食展示评比、家务及生产劳动技能展示评比、羌族体育竞技活动竞赛表演等一系列活动（其中部分活动游人亦可参与体验）。通过该节会，不仅可打造出羌族特色优势文化旅游品牌，促进羌族地区文化旅游业的发展、带动以种养殖业为主的山区经济发展，不断造就羌族文化演艺尖子人才、培养大批可为常年性旅游演出场所提供高质量演出服务的演艺人员，将古老而多姿多彩的羌族文化传播给广大游人、走向海内外，还可有效促进羌族音乐歌舞、服装服饰、羌语言、相关民俗文化的传承及其区域文化特色的保护。

    目前，部分专家学者建议将羌年申报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我以为将“莎朗节”申报为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可能性或许更大，因为其文化的独特性、对羌族非物质文化的整合平台作用、促进文化传承及带动羌族经济社会发展的作用皆较羌年更加明显。

    “5•12”汶川大地震使聚居于岷江上游的羌族碉房建筑受到了严重破坏。作为羌族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载体，碉房建筑是羌族千百年来适应当地自然环境、就地取材、总结经验建造的实用建筑。9月9日——27日，我与我的助手冒着余震深入到岷江上游汶川、理县、茂县以及北川西部的羌族聚居区进行实地调查，发现地震造成的羌族碉房和碉楼建筑受损程度除区域性差异外，建筑材料、修建技术、建筑体量等皆与建筑的抗震性能有着密切关系。鉴于目前羌族地区正在开展灾后农房重建，我将调查中发现的羌族传统建筑抗震技术进行了梳理并撰写了一篇研究文章。由于羌族建筑在地震中受到的严重破坏并引起人们的广泛关注，而绝大多数的人们在近期难以亲赴羌族地区了解情况，而需要了解传统建筑中可以借鉴的抗震技术的羌族工匠们通常又没有机会到处考察，因而在此将研究文章中的主要内容摘录于下，以供关心的人们了解情况，也可作为羌族村寨灾后农房重建的技术参考。    

     一、羌族村寨碉房建筑概况

    岷江上游地区是我国羌族的主要聚居区，岷江上游的碉房建筑根据文献记载和考古发现，至少已有二千多年历史。碉房建筑的形式，在《后汉书》中记载为：“众皆依山居止，垒石为室，为邛笼，高者至十余丈”。村落依山而建、垒石为室作为羌族村寨碉房建筑的基本布局和建筑形式，一直保持到当代。尽管受到汉文化的强烈影响，出现了大量汉式木结构穿斗梁架建筑及其与羌族石墙体建筑的融合建筑形式、汉式夯土墙与羌族碉房融合的夯土碉房建筑，但石墙体碉房建筑始终是羌族建筑的主体和羌族最具文化特色的传统建筑形式。根据调查，历史上羌族村寨主要分布于高半山地区，河谷地带村寨极少。由于现代公路交通主要沿河谷修建，高半山地带交通不便，加上部分高半山地带存在滑坡等地质灾害，不少高半山村寨已经逐步迁移到河谷地带。由于受经济发展水平的制约，历史上的碉房建筑多为一层半建筑（建于屋顶后半部的照楼俗称半层），二层半及其以上的建筑很少。随着经济的发展，现当代羌族碉房建筑已发展成以二层半至三层半建筑为主。房顶结构传统上以平顶为主，汶川北部和中部因雨量较大而多坡屋顶（包括传统的薄石板盖顶或长条木板瓦的单面坡屋顶和人字形坡屋顶、汉式小青瓦人字形坡屋顶），现代出现了少量在传统夯土房顶顶层用混凝土涂面乃至直接浇筑混凝土房顶的建筑。建筑墙体结构除传统的石木结构、土木结构建筑外，出现了在传统石木结构建筑外墙上用混凝土贴瓷砖或文化石形成外墙装饰墙面，以及用混凝土框架土石墙体甚至用混凝土做粘合剂修砌石墙的碉房建筑，在部分村寨还出现了西式砖混结构甚至混凝土框架结构建筑。传统上羌族村寨在选址布局上包括在高半山平缓地及河谷平缓台地上修建、在高半山缓坡地带依山势修建、据守山脊险要修建、背水据山修建等多种形式。村寨碉房建筑布局或集中修建或分散独立修建，集中修建者往往多家墙体联建（平缓地带碉房墙体多横向及背靠背联建，坡地和山脊碉房多沿地势上下方联建或在同一水平位置横向联建）或通过木廊道、过街楼等连接。碉房建筑在平面布局上多呈长方形或近方的长方形布局，少数碉房因受地势影响呈不规则的异形布局。在立面上则呈前低后高的台级式造型，依山而建的村寨建筑群也因之形成层叠而上的壮美景观。建筑平面占地面积多在150～200平方米，建筑高度通常在4～15米。在碉房建筑的功能结构上，一层半建筑一层作为厨房、住房及库房，二层半建筑底层圈养牛羊等家畜、二层住人，三层半建筑底层圈养家畜、二层为厨房和库房以及老人住房、三层为主人正房及客房，顶部为楼梯间及堆放杂物的照楼、平顶部分为粮食晒坝及屋顶活动空间。楼层之间多用0.20～0.30米左右的圆木间距0.20～0.40米横置两侧端墙上形成密集的横梁，其上纵铺用圆木劈成的木块，再上纵横铺设油竹或小树枝垫层、顶铺木板做为地面，房顶则在油竹或小树枝上部加铺山草后再夯筑0.15～0.20米厚的黄粘土防水屋面形成平顶，或修建坡屋顶屋面。为了防御及御寒的需要，传统上碉房建筑皆为内大外小的斗式窗，现当代为了采光通风皆建为竖长方形双开木窗或板窗。同样是为了军事防御的需要，部分村寨的部分碉房与石砌碉楼联建，形成碉与房合体的房碉联建型碉房民居。个别地方还有较常见碉楼低矮的古老碉式民居，此种造型的碉房建筑在宋代文献记载中称为“碉巢”，为防御与居住一体化的建筑。由于羌族地区属于高寒山区，为了保暖的需要，碉房建筑墙体较厚，通常墙基部分在0.80～1米左右，厚实的墙体使得房屋内冬暖夏凉，同时也具有了较好的军事防御功能。 

    二、羌族村寨碉房建筑的地震受损现象

    经深入汶川、茂县、理县、北川等羌族聚居县的河谷及高半山羌寨进行广泛的实地考察，羌族碉房建筑受损现象大体呈现如下规律：1、小体量、低层建筑损毁程度轻于大体量、高层建筑。从总体上看，占地面积较小、高度较低的建筑较之占地面积大、高度较高的建筑受损程度轻。如占地面积小的石碉和黄土碉，极少有整体坍塌者，损毁的也主要为高碉的上部；低矮的碉式民居和石碉、顶部原来已经残损仅保留中下部的石碉和黄土碉建筑，受损较小。占地面积较小的老式一层半至二层半（房顶的照楼俗称半层）建筑较之占地面积大的三层半乃至四层半建筑受损轻。2、使用粘性好的纯净黄土修建的建筑损毁程度轻于使用不纯净的夹砂石泥土修建的建筑。一个非常明显的现象是：使用粘性好的纯净黄土夯筑的土墙房倒塌较少，而使用粘性较差的夹砂石泥土夯筑的土墙房倒塌严重。如海拔高度基本相同、隔岷江相望的汶川县高山羌寨威州镇布瓦村与雁门乡萝卜寨、通山寨等就形成鲜明对比：布瓦村各组使用当地粘性好的纯净黄泥筑墙，地震中除百年以上的部份老房子发生垮塌外，新筑房屋无一垮塌，半数房屋通过维修可继续使用，村民无一人死亡；萝卜寨、通山寨使用当地粘性较差的夹砂石泥土筑墙，地震中房屋大部分垮塌，几乎所有民房需要重建，村民伤亡惨重。理县桃坪乡佳山村、蒲溪乡修溪村的民房，使用粘性好的纯净黄土作为粘合剂修砌石墙的房屋在地震中墙体垮塌较少，而使用粘性较差的夹砂石泥土修砌石墙的房屋在地震中垮塌严重。又如高半山村寨的房屋总体上较河谷地带房屋损毁严重，但使用粘性好的黄泥砌墙的三龙乡、曲谷乡高半山村寨房屋反而较河谷地带使用夹砂石的泥土砌墙的村寨房屋保存更加完好。3、墙体收分较大的建筑损毁程度轻于直墙体或收分小的建筑。羌族石砌碉房建筑传统上皆有10⁰左右倾角的收分，内墙垂直、外墙由下向上逐渐内收形成底宽顶窄的梯形（通常基础部位墙厚1～1.20米，墙顶厚0.50米左右），整栋建筑有若覆斗形。一个明显的现象是：许多外墙收分较大的老房屋墙体垮塌较轻甚至保存完好，而墙体收分不明显或直墙体的房屋墙体垮塌严重。如位于河谷的理县桃坪羌寨、位于高山的汶川县龙溪乡的布兰寨和龙溪寨、理县蒲溪乡休溪村等皆是如此。4、墙体布筋、使用“过江石”的建筑损毁程度轻于未布筋、未使用“过江石”的建筑。在各村寨的石砌碉房中，凡墙体保存较好的建筑，皆在墙体的基础、中部、转角处上下层交错铺设有长木板、木条、木块、圆木或树棍等（俗称“布筋”）及铺砌有长石板、长条石（俗称“过江石”）。而墙体未布筋或布筋少、未使用或少用“过江石”的建筑，大多发生倒塌。使用了“布筋”方法的夯土墙体，亦较未使用“布筋”方法的墙体受损轻。汶川县布瓦村的一些黄土碉房，因在墙体转角处使用了“布筋”方法，避免了直角相交的二幅外墙墙体在地震时发生分离而垮塌。5、外墙修砌“鱼脊背”的建筑损毁程度轻于外墙呈平面的建筑。在许多羌族村寨皆可以看到：沿坡地修建的四角石碉后墙的外墙中部往往修砌出一条似“鱼脊背”的凸棱状垂直背脊，形成四角碉的变形“五角碉”。一些沿坡地修砌的百年石碉房，也多在后墙乃至侧墙的外墙修建出1～2条凸棱状的垂直墙脊。这些后墙及侧墙修砌有“鱼脊背”凸棱墙脊的石碉和碉房，在经历地震后大多保存较完整、受损程度较轻。发生垮塌的石砌墙体，绝大多数为外墙呈平面的墙体。6、采用片石、块石紧密修砌的建筑损毁程度轻于加用卵石等“圆滚石”修砌的建筑。传统的石砌碉房和碉楼在石材选取上，只选用片石和块状石材，大片石、大石块与小片石、小块石间搭使用，使大石压小石、大石之间相互契合，加上粘性较强的黄泥填缝，形成较为紧密砌石墙体。再经过较长时间的墙体自重压力压实，使得墙体石材之间契合成为坚固的整体。但如果在墙体中加入了部份形体较圆的卵石等“圆滚石”修砌墙体，则石材之间不能较好地契合。一个普遍的现象是，无论是高半山还是河谷地带，传统的全部采用片石和块石修砌墙体的房屋，尽管墙体因受到剧烈震动而导致石材与粘接黄泥发生分离而必须拆除重建，但不少房屋的墙体依然矗立。而岷江上游干流沿线河谷地带的村寨，使用片石夹卵石等“圆滚石”修砌墙体的房屋，大多数发生垮塌。7、联体砌墙的建筑损毁轻于单体建筑。羌族村寨的房屋建筑，或出于军事防御需要将整个村寨建成一座防御堡垒，村寨内的房屋往往多座建筑墙体联砌、相靠或墙体之间用横木和木质廊道、过街楼等相互联接，建筑之间形成相互支撑；或单家独户地分散修建，各家建筑之间保持一定距离、互不关联。在此次地震中，多座建筑墙体相联相互支撑的建筑垮塌较少，而分散修建的独立建筑垮塌众多。8、木质梁架建筑保存较好，平顶土石房屋损毁严重。在汶川、茂县的岷江上游干流河谷地带及茂县东部土门河流域，当地羌族多修建木质穿斗式梁架片石墙体房屋，地震中木质穿斗式梁架普遍只是发生倾斜、石墙体发生垮塌。而北川西部的湔江上游地区，当地羌族主要修建木质穿斗式梁架的木质吊脚楼建筑，地震中房屋多为发生倾斜。与平顶的土石房屋相比较，木质梁架建筑普遍保存较好、整体垮塌较少，而平顶的土石房屋多在地震中受损较为严重、整体垮塌较多。10、石砌老碉房垮塌少于新建碉房。在同一村寨的石砌碉房中，老碉房总体上受损轻于近年来新建的碉房，发生垮塌的房屋中老碉房相对较少而新碉房较多。如汶川县龙溪乡的龙溪寨、布兰寨，理县桃坪乡桃坪寨、佳山寨，理县蒲溪乡的休溪村等皆是如此。11、传统夯土房顶建筑损毁轻于土石墙体混凝土房顶建筑。传统的羌族房屋无论是石砌墙体还是夯土墙体，房顶皆采用木梁上铺设树枝、油竹加粘土夯筑房顶屋面的做法，但每年皆需要对房顶屋面进行添土夯筑的维护工作以防止雨水渗漏，在房顶晾晒粮食也往往会在收集时夹带泥沙。在一些村寨，近年来部份村民为了一次性解决房顶的防水和晾晒粮食的清洁问题，将房顶改造为混凝土屋顶。此次汶川大地震，房顶改造为混凝土屋顶的建筑，墙体损毁倒塌情况较传统的夯土房顶房屋更加严重。12、砖混结构房屋损毁轻于土石墙体房屋。在河谷地带及部份高半山的许多村寨都可以见到，传统的石砌或夯土墙体房屋已然全部或部份垮塌，而近年修建的部分砖混结构房屋（多为体量较小的2～3层小楼）却依然完好或只是墙体裂缝而基本框架完好，同一地点的砖混结构房屋损毁明显轻于土石墙体房屋。    

    三、羌族碉房建筑受损现象原因分析

   1、小体量、低层建筑损毁程度轻于大体量、高层建筑，其原因当与建筑占地面积小则受力小、占地面积大则受力大，建筑层高低则横向摆动力小、建筑层高大则横向摆动力大有关。因此，大体量、高层建筑在地震中的损毁情况较小体量、低层建筑严重。

    2、使用粘性好的纯净黄土修建的建筑损毁程度轻于使用不纯净的夹砂石泥土修建的建筑，其原因当与粘土的粘合性能有关。粘性好的纯净黄泥韧性好、粘合力较强，可较好地将砌石墙体连接为整体并抵御外力的冲击；夹砂石的泥土较为松散、粘合力差，当墙体受到外力冲击时松散的墙体因不能连接成一个整体而难以有效抵御冲击力。

    3、墙体收分较大的建筑损毁程度轻于直墙体或收分小的建筑，其原因当因外墙墙体收分形成的下宽顶窄的结构，减轻了墙体上部的自重、增强了墙体基础的稳固性，同时又可使墙体上部的重力内倾而不易向外坍塌，而内墙上部的受力又为横向铺设于每层建筑两侧墙体的密集木梁所支撑，故墙体不易垮塌。

    4、墙体布筋、使用“过江石”的建筑损毁程度轻于未布筋、未使用“过江石”的建筑，当因墙体使用“布筋”、砌筑“过江石”的方法，可大大增强墙体的整体性，从而提高了墙体的抗震性能。

    5、外墙修砌“鱼脊背”的建筑损毁程度轻于外墙呈平面的建筑，究其原因当为外墙墙体修砌“鱼脊背”凸棱墙脊，可为外墙提供有效的支撑，当地震时可承受墙体向外传到“鱼脊背”上的应力、改变沿墙体横向传递的应力波（使直线传递的应力横波改变为曲波）而起到减震作用。

    6、采用片石、块石紧密修砌的建筑损毁程度轻于加用卵石等“圆滚石”修砌的建筑，分析其原因，采用片石、块石紧密修砌墙体的房屋在受到地震波冲击时，由于墙体的石材为若干独立的不规则小型片石和块石、石材之间为具有韧性的黄泥填充物，因而地震波的冲击力在传播上难以形成共振合力，从而使地震波的冲击破坏力在一定程度上得到削减，故墙体虽然往往已经破碎却能仍然屹立不倒。而墙体中使用“圆滚石”的建筑，“圆滚石”与周边石材契合度低、因石材表面光滑也使得填充的粘土难以将其与其他石材较好地粘接在一起，当墙体受到地震波冲击时，使用“圆滚石”的部位便成为墙体的薄若环节而首先发生倾塌，从而导致整个墙体发生垮塌。

    7、联体砌墙的建筑损毁轻于单体建筑，其原因当与多座建筑相联使各建筑之间相互支撑而形成为较大的整体，从而增加了建筑墙体的整体稳固性和抗震能力，单体建筑的墙体因缺乏外部支撑力则容易发生垮塌。

    8、木质梁架建筑保存较好而平顶土石房屋损毁严重，究其原因为木结构建筑整体性好、抗震性强，而平顶土石结构房屋在墙体受损毁后，以木梁平置于两侧端墙墙顶托起的房顶也就会失去支撑而发生坍塌。

    9、石砌老碉房垮塌少于新建碉房，分析其原因，老碉房在建房用石材、泥土的选择上较为严格，在修砌工艺上往往墙体收分较大并普遍使用“布筋”、“铺设过江石”、“修砌鱼脊背”、墙体联建相互支撑等技术，而新建碉房选材不甚严格、墙体往往收分小或无收分、使用“布筋”和“铺设过江石”少、通常不修砌“鱼脊背”、多单家独户独立修建，即老碉房在建筑选材和施工工艺上往往较之新碉房更加讲究，故抗震性能更好。   

    10、传统夯土房顶建筑损毁轻于土石墙体混凝土房顶建筑，其原因当为传统的夯土房顶自重较轻、对墙体的压力较小，而混凝土房顶自重较重、对墙体的压力较大并形成头重脚轻的状况，当墙体受到地震波的冲击而难以承受冲击力时，混凝土房顶的重量使墙体不堪重负而导致墙体垮塌加剧。

    11、砖混结构房屋损毁轻于土石墙体房屋，其原因当因砖混结构房屋使用钢筋混凝土作为建筑框架，其建筑的整体性强于无框架的土石墙体房屋；砖混结构房屋的墙体以混凝土作为砌墙砖的粘合剂，其粘合力也大大高于粘土，从而墙体的整体性也高于粘土砌石墙体。至于夯土墙，如果使用纯净的粘土筑墙，其墙体的整体性较好且能“以柔克刚”而经受住地震波的冲击，但如果筑墙的粘土夹杂砂石则整体性较差而易被地震波的冲击力瓦解。 

    四、羌寨重建应重视推广碉房建筑的传统抗震技术

   羌族石砌和夯土碉房建筑是羌族人民千百年来适应当地自然环境、因地制宜建设的传统建筑，不仅已成为羌族文化的重要物质文化载体，而且因墙体厚实冬暖夏凉而具有较好的实用性，并在建筑技术上积累了一系列抗震技术。从上文分析可知，羌族碉房建筑在传统上，土石墙体房屋主要采用在墙体选材上选用片石和块石及纯净粘黄土修砌，修建墙体采用10⁰左右的墙体收分，墙体从基础至墙顶采用“布筋”、铺设“过江石”的做法，墙体采用联体修建或在墙体外墙修砌“鱼脊背”凸棱支撑墙体；夯土墙碉房主要在夯筑墙体上选用粘性好的纯净粘黄土，在墙体内尤其是转角部位大量“布筋”。通过这些技术，增强墙体的整体性、提高墙体的抗震能力。此外，碉房内部铺设于两侧墙体端墙的楼层和房顶的密集木质横梁，在客观上也起到了从内部支撑墙体、分力抗震的作用。而小体量的碉房建筑也在客观上产生了较好的抗震作用。目前，各羌族村寨大规模恢复重建工作已经展开。由于建设成本、居住习惯、文化传承、建材运输等多种原因的影响，许多村寨的羌族群众仍然采用传统建筑方式进行恢复重建。由于羌族传统建筑工匠短缺，多数工匠在建筑技术上缺乏交流、对其他地区传统碉房建筑抗震技术缺乏了解。因此，在羌族地区灾后房屋重建工作中，除推广混凝土框架结构砌石墙体的结合现代建筑技术的新型碉房建筑外，还应重视向仍然选择修建传统土石墙体碉房的羌族村寨，推广羌族传统碉房建筑技术中的抗震技术。通过组织技术较好的工匠进行考察、技术交流和培训，形成骨干工匠力量，然后通过他们向其他工匠进行技术传授、培养，提高工匠技术水平并培养更多工匠，增强新建碉房抗震能力。新建传统碉房，适度缩小碉房的房屋体量（包括平面占地面积和高度），对于增强房屋的抗震性能亦十分重要。

    说到羌族的历史，除了为数不多的专门研究的学者外，可能几乎所有的人们都会回答她是我国历史最悠久的一个古老民族，而且在绝大多数的各种媒体、书籍中皆把古羌人说成是古羌族，今天的羌族是古老羌族最后的遗裔。而实际上，古羌人并非民族概念，在中国先秦时期包括了从中原到西北众多的古代部落，到汉代成为中原人对整个中国西部地区的“牧羊人”的一种泛称，包括了蒙古人种的许多不同民族，甚至活动在中亚一带的通古斯人种部落也被称为“羌人”。确切地讲，是古羌人中的一支——春秋时期活动于西北地区黄河中上游、俸无弋爰剑为始祖的“河湟羌人”形成了最早的羌族族群，成为今天的羌、藏、彝等民族的主要来源。

古羌人部落众多，有的部落后来发展壮大成为部落集团，在不同历史时期分别成为历史上一些古代民族的先民。其中，不少古羌人部落成为了今天的汉族、藏族、彝族、羌族等许多民族的主要先民之一，由于今天的羌族在民族称谓上继承了“羌”的名称，许多人又误将古羌人当成民族概念，于是将古羌人等同于羌族，一个令人啼笑皆非的结论因之产生——羌族是汉族、藏族、彝族等许多民族的“祖先”，今天的羌族是古羌族的唯一后裔。

其实，今天的汉族与羌族、藏族、彝族等民族，虽然皆与古羌人存在渊源关系，但发生关联的时代差异很大。古羌人加入到形成汉族前身的华夏族群之中是在大约五千年前，即传说中以黄帝和炎帝为首领的二大古羌人部落集团与东夷、南蛮融合形成华夏族群，黄帝和炎帝也因之被奉为中华民族的共祖。后来建立夏王朝的大禹部族、建立周王朝的姬姓部族也是来自西部的羌人，直至春秋时期仍有不少羌人部落分布在中原的渭河、伊河、洛河流域并最后融入华夏族群之中。华夏族后来演变为汉族（得名于汉朝）的主体民族，历史上先后融入华夏族群的古羌人也因之成为形成汉族的重要族源。而作为羌族、藏族、彝族等主要民族来源的西北“河湟羌人”，只是古羌人中的一支，在春秋时期才在由秦国逃归的奴隶无弋爰剑带领下形成统一的族群，发展至战国中晚期才有了众多的部落，其分支部落先后西迁南下，至西汉时期逐渐遍布今天中国的西南地区，成为后来的藏、彝、羌等民族的主要先民之一。说古代羌族曾经分布在今日的大半个中国地域范围，不过是混淆了古羌人与羌族的概念而产生的误解。今日的羌族虽然沿用了“羌”的称谓，但今日羌族的民族渊源却并非完全来源于古代的羌人，“羌”的称谓也并非本民族的自称，而是源于汉族文献中的“羌人”称谓。从民族渊源上讲，羌族的邻居藏族绝大部分来源于众多的古代羌人部落，其中一些古羌人部落与今日羌族的古羌人先民源出于共同的部落。

今日的羌族，在民族渊源上实际上是由四大部分组成——汉代以前既已世居岷山地区（即汶川大地震所称“龙门山”）行石棺葬的古蜀人后裔（古史记载古蜀人为黄帝和嫘祖的后裔，嫘祖即出于蜀山－岷山的女子，汉代文献记载称此部分蜀人为“冉駹氐”，羌族传说中称“戈基人”）、西汉武帝时由西北地区南下进入岷江上游岷山山区的羌人部落、唐宋时期由川西北草原和邛崃山区东迁进入岷江上游岷山山区及岷山东部地区的羌人、唐宋至明清时期（尤其是明清时期）由内地大规模进入岷山地区的汉族等融合形成。人们今天看到的羌族文化即主要由岷山地区的古蜀文化、汉唐以来迁入岷山地区的羌人文化和汉文化等多元文化融合形成。该区域的现代羌族传说大禹为其祖先、羌族历史上曾有文字、羌族石碉建筑、农业生产、以及考古发现岷江上游部分地区的羌族直至明清时期仍然使用石棺葬等等，即源于岷山古蜀人的文化。羌族文化中的大量汉族文化因素，主要因汉唐以来羌族地区长期处于中央王朝的直接统治下而受到汉文化的强烈影响，尤其是明清时期汉族大规模迁入羌族地区并逐步与羌族融合，将大量汉文化因素带入羌族文化之中。此外，在汉、羌、藏民族杂居区和民族聚居区之间的交界区，各民族文化彼此影响，出现了汉羌、汉羌藏、羌藏文化的融合区。汉唐以来先后迁入岷山地区的羌人，部落众多，彼此间亦存在文化差异，文化面貌多种多样，加之羌族聚居的岷山地区地理环境复杂，各地区乃至村寨的形成、历史发展状况在千百年岁月中各有不同，导致羌族文化产生了多种多样的区域文化形态，故有“十里不同羌”的俗语。

从今日羌族的形成历史来看，无疑是一个多元复合的民族。其民族渊源既有中国最古老的古羌人和古蜀人，又是在20世纪才被确认为羌族，而且相当一部分羌族在新中国成立后先是将民族成份改为汉族、后来又恢复为羌族，一大批汉族在新中国成立后又先后将民族成份改为羌族，直至20世纪90年代才完成了今日羌族群体的构架。羌族也主要因此原因而由20世纪50年代初统计仅有3万多人（实际人数约7～8万人）、猛增为80年代的20多万人、近年达到30多万人，北川羌族人数由1986年的4.8万人在20年间增加近一倍达到2006年的9.08万人。因此，今日的羌族堪称是中国最古老但又最年轻的民族，准确地讲应当称为“现代羌族”。

     当“5.12”大地震发生后，每当看着电视画面中的悲壮场景，我都禁不住凄然泪下，为逝去的一个个鲜活生命而痛惜！当我带着由来自四面八方的自愿者组成的山地救援小分队，告别部队护送车辆、每人背上二十多公斤药品徒步30公里，在余震中冒着轰然而下的飞石、穿越悬崖边的大塌方地段、大型堰塞湖尾部尚未淹没的公路，将青川县偏远的曲河、房石、前进、乐安等四个重灾乡的救命药品于灾后第七天率先送到当地卫生院，然后奇迹般地毫发无损返回成都，使我从生命的历险中对生命的意义有了更深的理解——生命的可贵不仅仅在于活着，更在于活着对社会的价值与不断获得生活的幸福感。当每一个人都在为他人而活着的时候，“爱”就成为永恒，大爱无疆使所有的人们感受到爱与被爱的幸福、更加感受到活着的美好与生命的意义！大爱，使生命之花更加鲜艳、使生命之树长青永生！

     回到成都，翻开地形图查看受灾的地方，忽然一个意外的发现让我吃惊——地震中受灾最严重的北川、绵竹、什邡、安县、彭州银厂沟、都江堰虹口、汶川映秀、汶川县城、萝卜寨、茂县南新、茂县城等，竟然构成一个圈环绕在一座古代最神圣的山峰之下——由于历史的久远而几乎被人们忘记的天堂圣山——古代岷山主峰、今日九顶山之下。这座海拔4989米的山峰，历史上一直被古蜀人奉为圣山——著名的考古遗址三星堆古蜀国祭祀坑的主要祭祀对象，随着古蜀人的神仙和圣山观念成为中原文化所接受的思想观念，这座山峰又就成了著名的中华圣山——“昆仑山”的主峰。

     传说中上帝（即我们的始祖黄帝）与众神、天下仙圣皆住在昆仑山顶，因而昆仑山顶被认为是“上帝之下都”所在地，登上昆仑山顶即进入天门。作为上帝所居的天庭，昆仑圣山上生长着食之可死而复生的“不死药”、可长生不老的“寿木”、可得大智慧的“圣木”等等圣物，传说嫦娥就是偷食了后羿从昆仑山上得来的“不死药”而飞入了月宫获得永生。由于这座四方形的昆仑山分三成（层）而被称为“成山”，成山之顶为上帝下都，因而称“成都山”，所以《山海经》中称“成都（山）载天”，即成都山承载着“天庭”。

     这座圣山原本是古蜀人的圣山，因为山上生长着“不死药”，所以古史记载上古时期古蜀国的前三代蜀王“各数百岁，皆神化不死”，第四代蜀王杜宇为“从天降”、“从天坠”且亡国后魂化杜鹃鸟飞入岷山，最后一个王朝的开国君王荆人鳖灵也是死后尸体浮江而上“至岷山下，忽复生”。昆仑山下为人间乐园“都广之野”（明代大文豪杨慎考证即今成都平原），《山海经》记载：“盖天地之中，素女所出也。爰有膏菽、膏稻、膏黍、膏稷，百谷自生，冬夏播琴。鸾鸟自歌，凤鸟自儛，灵寿实华，草木所聚。爰有百兽，相群爰处。此草也，冬夏不死”，上帝栽种的长满奇花异果并有九枝的通天神树“建木”也生长在这里。如今。这种神话记载已为今天的古蜀国考古发现所证实：三星堆祭祀坑出土青铜神坛造型作四方形三层（顶层为天庭神殿、中层为祭师，底层为翼兽），正是昆仑山的造型；高大的青铜神树树干上有九枝、长满奇花异果、停有十只太阳神鸟，与天梯神树“建木”的记述符合。而神话传说“登昆仑，入天门”，战国晚期修建都江堰的秦国蜀郡守李冰称岷山为天门，汉代著名的《河图阔地像》称岷山为上帝汇聚昌盛、众神建设福地、上为出入天庭的南天门井宿之地。因天庭在岷山之上，故岷山的地位在中国古代山岳中被尊为五岳丈人、岳渎上司、真仙崇秩，群岳皆须朝拜之地。源出岷山的岷江，在历史上一直被当做是万里长江源头而成为自秦统一中国后历代祭祀江渎神的对象，被尊“四渎之首”。而这“青城、天彭诸山所环绕”的进入天门的岷山天井之地，在文献记载中正是古人所认识的岷山主峰——九顶山。

      雪宝顶、九顶山、青城山为岷山从北向南排列的三大山峰，此次地震重灾区全部围绕岷山中部的九顶山周边，即古史神话中的天堂圣山昆仑山下。从山岳崇拜的起源来看，人类对山岳的敬畏乃是源自山岳给人类带来的灾难，早期的人类因不理解大自然的奥秘而认为是神力所为，现代地质学家所说的龙门山断裂带的三条断裂带皆在九顶山下，或许正是九顶山周边区域频繁的地震灾害使生活在这里的古蜀人形成了对九顶山的敬畏，从而认为这座高山之顶即是天帝与众神所居的天庭所在。     

    此次“5.12”大地震，居住在这座古人传说中的天堂圣山周边的八万余人离我们而去。我想，或许是“天门洞开”将他们接入了天堂，去享受那“不死药”带给的永生？或许此刻他们已如几千年前先吃了“不死药”的嫦娥飞入了月宫，与我们遥寄人世间的相思之情？别我们而去的人们定然已在在天堂中获得了永生。上帝是爱人的，天堂中大爱是无限的！让我们这些依然活在世间的人们，也将真爱充满人间，让大爱永存、让我们的生命在大爱中永生！   

    春节来临，太阳再次升上了天空。随着交通的逐步恢复，不知多少原本难以团聚的家庭，终于得以在年节来临之时阖家欢乐。此次五十年未遇的南方大雪灾，虽然给人们造成了极大的困难，但却再一次带给中国以新的生机——民族凝聚力的复苏。也许是中国人面对困难时表现出的互助团结，终于感动了上天，在春节前夕全国重又回到了祥和、平安的欢乐氛围之中。

    在此次大雪灾中，成都依然无灾无难。久居福地的成都人，不知有灾，反以天降瑞雪而欣喜若狂。多年没有见到城里下雪了，人们纷纷走出户外、走出城市，到野外拍照留影、玩雪娱乐，龙泉山上的农民甚至装雪卖钱，让过路的人们买雪堆雪人。我不由得不感概：上帝总是眷顾成都平原，眷顾天府的子民。

    今天阳光明媚，我的心情也很好。编了一则短信发给朋友、同事：“新年新春新气象，鼠福鼠财鼠吉祥。天和地和人人和，运通财通事事通。金鼠***向您拜年，祝您及您的家人在鼠年天运吉祥！”